【闲扯】如何评价王禹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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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答一下,以下内容代表且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我不懂诗,下文可能不很关涉王的“诗人”身份,题主见谅。


王禹偁应该算是第一个典型的宋朝士大夫。

这里的“典型”指他身上的一些特征:出身贫寒,科举入仕,“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敢于言事的性格(及由此带来的官途坎坷),文人-学者-官员三位一体的身份等等。

上述种种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于他为后辈的一些著名宋人,比如欧阳修,比如苏轼。

事实上,欧苏二人对王禹偁都很推崇。欧阳修曾经为他写过“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的诗句(《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称赞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王元之画像赞并序》)。

当然啦,这两位推崇小王也跟他们分别被贬到王曾经待过的滁州和黄州有关系,毕竟王禹偁也是他宋以被贬出名的第一人。

(划掉)卢多逊对这个答案点了“反对”+“没有帮助”。(划掉)


从文学上说,王禹偁诗、词、文俱擅,在当时是一代文坛领袖,在后世也被视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之一。

按照学界主流观点,宋初诗风分为晚唐体、白(居易)体、九僧体三派,其中白体势力最大。宋太宗赵光义就很喜欢乐天诗(并热衷于亲自从事创作),在王禹偁之前的文坛领袖徐铉、李昉二人,也都以白体见长。白体的优点是平易,缺点是浅近,容易流于口水打油诗一流。

王禹偁在白体的基础上,兼学老杜,拓展了诗歌的取材范围(之前二位的主要创作题材就是应制和酬唱,而王引入了大量抒怀和讽喻),增加了诗歌的表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开宋诗风气(重说理,重学养等)之先的第一人。

小王有一些关怀民生疾苦的创作,比如《对雪》,但对今人来说不很出名。他最著名也是写得最好的诗,应该是七律《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划掉)我不会赏析,不赏析,下同。(划掉)


上面说了诗,下面来说说文。

王禹偁身为出入两制多年的著名词臣,写得一手好四六是基本,这是他吃饭的本事。与此同时,他的古文也写得好,可以碾压同样被视为北宋古文运动先驱的柳开石介等人(因为他们不爱说人话×),直接与欧阳修相接。

我自己没学过,但我记得某个版本的中学课本里应该收过王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这应该是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

【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是他晚年贬谪黄州时所写,触动人心的不仅是优美的词句,还是身处逆境依然努力生活,苦中作乐的精神。


王禹偁的词流传不多,我所知只有《点绛唇》一首。

但这一首已是佳作,很多宋词选本第一篇就是它。正因为这个,曾经文艺过的我对这首词记忆特别深刻(道理跟大多数人最熟悉的英文单词是“abandon”一样),现在还能背: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我特别喜欢的几首宋词里面,一首是这个,还有一首是寇准的“波渺渺,柳依依”——后者是因为段誉念过。虽然我过了很多年才把雨恨云愁和我知道的那个王禹偁联系起来,差不多跟我把波渺渺和我知道的那个寇准联系起来用时一样长。


如果说“诗人”王禹偁,我觉得上面说的已经够了(可以谈得更深,但以我的能力比较勉强)。不过题主问的是“如何评价王禹偁的一生”,而王禹偁的一生显然不是“诗人”这一个身份所能囊括的,所以下面主要说说王禹偁作为政治家的身份。

(划掉)对我来说上面都是引子,现在终于进入正题啦。(划掉)


在对王禹偁的历史评价里,除了北宋诗文改革运动的先驱外,还有一项是北宋政治改革运动的先驱。

比起诗人来,宋人更加熟悉他的另一个身份:谏臣。

直言犯上,百折不挠。

王禹偁一生曾因敢说话被太宗父子贬谪三次,遂作《三黜赋》。

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一生几日?八年三黜。】


王禹偁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那年他三十整——虽比不得寇准这种十八中正鹄的妖孽,也可算是年少有为。端拱二年(989)知制诰,跻身两制,宰执之位似可指日而待。

可仅仅两年后,他就从天子近臣的位置跌落,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被贬的原因是为遭到尼姑道安诬陷的徐铉说话,而太宗(我猜是出于他的佛教信仰)袒护道安,王禹偁遂遭牵连——此前这人因为反佛已经引起若干手眼通天的高僧敌视,可能也有被落井下石的因素。


几年后,王禹偁被太宗召回朝廷,但不久又因为妄议开宝皇后(即太宗的嫂子宋皇后)的丧仪被贬。

我们知道,按司马光的说法,宋女士曾经想要让赵匡胤的小儿子赵德芳继位。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赵光义对她恨得非常真情实感,在其人丧事上处理得非常怠慢——王禹偁看不过去,私下跟朋友说“皇后毕竟曾经母仪天下,怎么能这样对待她呢”,然后惹来了祸事。

(划掉)我仿佛记得是赵二义把他嫂子的棺材搁在他姐——即“故燕国长公主”——家里,然后王禹偁当时赁的房子离那儿特别近,中使进进出出被打扰了才开口抱怨的。真要这样,也是无妄之灾了。(划掉)


后来宋真宗继位,又把王禹偁召回来——他第三次当上了知制诰。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掌制已经将近十年了。

十年时间很长,足够赵匡胤从一个小兵当上皇帝;十年时间又很短,王禹偁一直在原地踏步——更确切的说法是不进反退,毕竟同样的位置,十年前他是青年才俊,十年后他却成为“白发老郎官”了。

而这样一个因坚持原则而遭受了巨大挫折和痛苦的人,在他参与《太祖实录》编修的时候,依然坚持秉笔直书,不肯曲顺阿从。

因此王禹偁毫不意外地被第三次贬出京城,官面上的理由是与宰相不和——但实际上无论李沆还是张齐贤跟他都看不出利害冲突,显然是为真宗本人背锅而已。


于是王禹偁写下了《三黜赋》,回顾了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

然后他说:

【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

我绝不后悔,我死不回头。


太宗曾很欣赏这位文采盖世的年轻人,王禹偁也感念太宗的知遇之恩,在其身后作诗怀念,云“龙髯忽断攀不得,旧朝衣上泪潺湲”。

小王第一次被贬以后,太宗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召回来之后吩咐宰相说:“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既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又见出关爱之心。

然而等王禹偁控制不住他记几,对开宝皇后的事多嘴了之后,向来以翻脸比翻书快(×)著称的赵二义先生马上炸了:

【上谓宰相曰:「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

他全心效忠的君王恩威并施,不能让他改变这种刚直的本性。


王禹偁不仅文学成就无愧领袖之位,在奖掖后进上也是不遗余力。他特别欣赏一个才华横溢的后辈,称赞其比肩韩柳、文似六经。

这位后辈也对他投桃报李,在王禹偁因开宝后之事被贬到滁州后,写信劝告恩师改变“高亢刚直”的性格。

王禹偁看完这封信气成江豚(×)回信云:

【谓吾之去职,由高亢刚直者。夫刚直之名,吾诚有之。盖嫉恶过当而贤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齿少气锐,勇于立事。今四十有三矣,五年之中,再被斥弃,头白眼昏,老态且具,向之刚直,不抑而自衰矣……谓吾高亢,则无有也……在三馆两制时,倍吾年者皆父事之,长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谓之高亢,使吾如何哉?是盖以成败为是非、以炎凉为去就者说之云。当吾在内庭掌密命,亲我者不曰子高刚亢直将不容于朝矣!又不当面折某人邪!不当庭争某事邪!及吾退而有是说,非知我者也。】

大意:正直是我的天性!天性懂吗?皇帝赏识我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劝我别这样?!现在再来马后炮,你这是势利眼!势利眼!

他全力拔擢的门人苦心相劝,也不能让他改变这种刚直的本性。


当然王禹偁这么骂也没骂错,毕竟他的这位弟子后来大名鼎鼎,正是号称他宋第一位权臣,以迫害澶渊大英雄寇准著称的丁谓丁鹤相。

(划掉)卢多逊对这个回答点了“反对”+“没有帮助”。(划掉)

因此后人都对王禹偁及时与丁谓划清界限的行为大加赞赏,认为他有堪比李圣(shen)相(gun)沆的智慧。

我倒不这么觉得。王禹偁虽然在这里批评了丁谓,但他并没有跟丁谓绝交。后来两个人结伴回京一路唱和,小丁还请王老师给他的集子写序,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了。

所以我倾向于,王禹偁隐约意识到他和丁谓骨子里不是一路人,但此时此刻他还认为小丁同志是可以抢救的——如果他多活几年,看到丁谓后来干了嘛,那就不好说了。


王禹偁的这份正直是他最为后世称颂的一点,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源头。

古往今来,政坛从来都不是什么干净的地方。你要做事就不可能完全清白,你要变革就必须有所妥协。

举个例子,大奸臣丁谓后来是怎么倒的?不是被寇准等人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击败的,而是王曾先谄媚事丁,利用丁谓对自己的同情获得单独奏对的机会,然后他举出的罪状还不是丁谓祸国殃民,而是丁谓的同党雷允恭修真宗陵的时候破坏了风水。

于是他用毫不正义的过程得到了一个正义的结果——也就是有人说的,要击败一个坏人,你不仅要比他更聪明,还要比他更狠毒。

王禹偁无法接受这种规则,又无力改变,所以他的结局只能是黯然离开。


回到王禹偁的评价问题上来。

在文学上,王可以说是成功的——从他自矜的那句“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林逋称赞他的那句“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文坛地位:既有当事人的自觉,又得到了后世的承认。

然而在政治上,用比较功利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得不说王禹偁是个失败者——他自己恐怕也不认为自己在官场上取得了或取得过成功。

可是对王禹偁这样的人来说,对他这样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来说,政治上的成就偏偏更加重要啊。


前面说起王禹偁的文章,我提过《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和《三黜赋》,但我想,最能体现王禹偁志向的恐怕是这一篇:

【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待漏院记》)

写作这篇记的时候,王禹偁第一次被太宗召进京城,将蒙大用。他三十四岁,正是最踌躇满志的岁月——宋太祖代周立国也不过是这个年纪。

而这个时候,王的理想或曰野心,就直指宰相之位。

【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是相之任;【一人之下,礼绝百僚】,是相之荣。

谁不想呢?


满朝文臣的眼睛都盯着这个位置,但最终能脱颖而出的,永远都是极少数人。

王禹偁是不幸的,他究其一生都没能获得角逐这个位置的资格;王禹偁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有机会亲近一个不仅处于这个位置,还无限接近其政治理想的人。

(警告)下文有大量毫不客观的迷妹式呓语,非战斗人士请尽快退散;只对小王感兴趣的读者,请直接跳到本文最后一大段。(警告)

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


赵普的生平事迹和评价此处不赘述,感兴趣请参考我以前写过的相关答案。

我这里想说的是,赵普是个合格的政治家——说得更不客气一点,是个老辣的政客。他和后来的韩琦、章惇等人一样,具有政客的基本素质:

即需要阴险的时候比谁都阴险,需要恶毒的时候比谁都恶毒。

这种素质是在范仲淹、王安石等君子型人物身上比较少见的,而与丁谓、蔡京等著名奸臣的表现反倒有相似之处。


从上文对王禹偁的描述来看,他理应是不喜欢赵普这样的人物的。

事实上,起初王确实对赵看不过眼。他的好友臧丙拒绝赵普的召见,他称赞臧“不趋权势”;他的上司雷德骧(就是因为讲赵普的坏话被太祖拎着柱斧敲掉两颗门牙那位)曾经攻讦过赵普,他写诗夸奖雷先生“当年辞气压朱云”,而朱云最著名的事迹是这个↓

【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汉书·朱云传)


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在太宗端拱二年(989)。

正月赵光义命群臣陈【备边御戎之策】,王禹偁上《御戎十策奏》。于是【上览奏,深加叹赏。宰相赵普尤器之】。

而在王禹偁上奏和【宰相赵普尤器之】之间,王曾经给赵普写了一封信(后来以《上太保侍中书》的名字收在他的文集里)。

在这封信里,他表明了自己身为谏官,负有言事之责的态度,然后说:

【某道孤势危,辞理切直,心甚惧焉。非大丞相论思之际,救援开释之,以来天下言路,则斥而逐之,犹九牛一毛也。敢露腹心,以乞嗟闵。某惶恐再拜。】


我想这个时候王禹偁心态是害怕的,他担心赵普因为旧怨,借着上书这个事发作他(当然啦,在我看来攻击过赵普的人多了,他哪顾得上计较这个小毛孩啊是不是)。

但是赵普没有这样做。

不仅没有怪罪于王禹偁,还因他直言进谏,而特别欣赏他。

我不知道王禹偁对赵普态度的转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是在他亲眼看到赵普为相期间摈弃奸邪、提拔贤哲的作为时,就已经有所松动了。

我只知道,从此之后,王禹偁再也没有说过赵普一个字的不是,甚至开始身体力行地吹他。


在王禹偁自编的文集《小畜集》中,收录有三十篇王禹偁代赵普所作的奏表。

《小畜集》所收王禹偁为自己作的奏表,也不过四十篇而已。

这种代笔的行为对宋人而言并不罕见,当事人或为父子之亲,如司马光代司马池;或有师生之情,如苏轼、苏辙兄弟代张方平;或结忘年之交,如杨亿代李继隆。代笔人和被代笔人之间通常都存在很亲密的关系。

王禹偁身居两制,他的职责是“代王言事”,为宰相捉刀并不是他的义务。所以他这种行为,我相信很大程度是出于他和赵普的私人感情。

这批奏表质量很高,后来宋史大家李焘编选赵普别集时,就盛赞“虽禹偁代作,必普之心声”,将其全部收入。


这三十篇奏表不仅能够说明王禹偁与赵普的交情,更能够体现——当王禹偁把自己放在当朝宰相的位置,用宰相的口吻去讲话的时候,他的所思所感。

也就是说,这些奏表流露出来的东西,一部分是赵普对王禹偁的言传身教,另一部分是王禹偁自己的想法。当然,二者很难截然分开。

如果说赵普本人的形象是王禹偁对位极人臣的梦想的具现化,那么赵普和宋太祖赵匡胤的风云际会可以说就是王禹偁对君臣遇合的渴望的具现化了——不幸的是,这两个标准无论是对王禹偁本人,还是对他先后效忠的太宗、真宗两任皇帝来说,都太高。


王禹偁眼中的赵普【常依托诸侯,三十五未谐释褐;洎遭逢明主,六十九尚占台司】,人生所有的挫折皆发生在遇到赵匡胤之前,从此之后便是海阔天空一片坦途。

他不知道赵普在第一次罢相之前汹涌的暗流,“太祖恶其专”的酸辛;也不知道赵普在太宗刚登基时的艰难,“朕几欲诛卿”的凶险;他不知道赵普曾经被政敌逼入绝路,连至亲家人都保不住;也不知道赵普曾与他的君王(亦可说是他的挚友)决裂,那句“陛下岂容再误”里有多少意难平。

或者说这些事情王禹偁不是不知道,他只是对此没有实感。毕竟他听到的赵普与太祖,是鱼水之欢社稷之臣;他看到的赵普与太宗,是深得圣眷恩宠莫加。

也许只有当那个年轻有为却还感叹怀才不遇的王郎,变成八年三黜风霜满面的王丈以后——他才会开始明白老宰相风光背后的阴影。


赵普去世的时候,王禹偁刚经历了第一次贬谪,身处商州。他听闻这个消息,非常伤痛,亲为之作挽歌十首(要知道,王禹偁写给宋太宗赵光义本人的挽歌,也不过三首而已)。

这组诗极深情,我非常喜欢。

举之一以见其余:

【重位经三入,高年过七旬。有言皆为国,无日不忧民。

温树萧萧影,甘棠漠漠春。遥知神德庙,配飨更何人。】

十首挽歌中有两联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是“九原何所恨,犹未灭匈奴”,这是王禹偁代入赵普的身份,去遥想他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遗憾;其二是“商山副使偏垂泪,未报当年国士知”,这是王禹偁自己的遗憾。

我终究没能成为你期望我成为的那样的人——我终究没能成为我自己期望的像你这样的人。


我想,王禹偁是知道他其实不能成为赵普式人物的——他既没有赵普果决强硬的手段,也不可能像赵普一样为了Greater Good(借用一下概念)玩弄权术,割舍乃至完全抛弃自己的道德准则。

但王禹偁又无法停止对赵普的向往,这种向往是他对开国功臣事业的渴慕,是他对“云从龙风从虎”式君臣际遇故事的渴慕,是他整个野心的具象。

这种矛盾就是王禹偁人生最本质的痛苦:要得到一些东西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可他不愿放弃。而不愿放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选择。

在天平两端,王禹偁最终拒绝了功业,而守住了他的正直。


之前我说,用比较功利的眼光来看,王禹偁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那么,统论王禹偁的一生,我们能说他是失败的吗?

我认为不能。

王禹偁在文学上的成功不能代表他人生的成功,同理,王禹偁在政治上的失败也不代表他人生的失败。

与王禹偁同为宋初名臣的寇准,一手促成澶渊之盟的缔结,可谓于宋室有再造之功。但当一生不信天书的他为了重回相位,亲自参与天书的伪造时,也不免被讥为晚节不保——哪怕寇准此举并非全部出自私心,也有与丁党斗争的因素。

而王禹偁不曾有过寇准这样的遗憾——他初入京城,写下【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的自勉之语;待岁华老去,依然【守正直兮佩仁义】,不曾辜负当年那个天真的自己。

此等人物,今人谓之不忘初心,古人谓之求仁得仁。

以上。

2017-07-06历史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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