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扯】宋人的to-do list

知乎回答存档。

原题地址:戳这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答主对其他历史时期不了解,就主要以稍微熟悉点的宋朝为例,强答一波吧。

 

《礼记·中庸篇》云:【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豫”字的本义为大象,引申为一切大的事物。大则宽裕,所以“豫”有“事先准备”的意思,上面那句话也是这么用的。

因此大概可以说,为了践行一种足够宽裕的,或者说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古人做事是十分重视计划的。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虽然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to-do list或者说待办事项,但也有许多和今天的to-do list作用相似(我给它们的定义是“以备忘为目的、有待将来使用的”)的有趣小物。为了行文方便,答主将借用现代观念,将它们统一称为“待办”。

 

首先说一下这些“待办”的载体:

如果往宽泛了讲,任何能够作为文字/图画载体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待办”的载体。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它的载体是龟甲和兽骨。上古时期主要的载体,在《墨子·明鬼篇》里概括得比较全面: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

其中“竹帛”指的是竹简和帛书。竹简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成用于写字的竹片,和它作用相似的还有木牍,即用于写字的木片,合称“简牍”。帛书则是用于写字的丝织品,比起简牍更加轻便、易于携带,但是价格昂贵。

“盘盂”可以理解成用来盛饭和盛水的日用器皿,刻在这上面的文字,吃饭喝水时天天看见,因此可以记之不忘。

“金石”中的“金”指的是钟鼎等青铜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被称为“金文”;“石”主要指石制的碑,上面可刻各种碑文。

上述这些文字载体(甲骨、竹帛、盘盂、金石),基本并不作为“待办”的载体,原因我认为是使用它们记录文字的成本太高,所以古人优先将它们作为比“待办”更重要的内容的载体(如甲骨用于记录占卜结果,竹帛用于记录重要典籍,盘盂用来记录自励之言,金石用来记录先人功德等)。

在这个时期,古人可能主要是将“待办”记在心里面,并不落成文字。

P.S.当然,只要玩得起,用这些昂贵材料来搞待办也没什么。比如宋朝臭名昭著的“元祐党籍碑”,大概可以视为一个打压异己及异己的子孙用的大型待迫害清单(并不)。

 

直到汉朝发明了造纸术,魏晋时流行开来,记录文字的成本大幅降低,像“待办”这种(在古人眼中)相对没那么重要的内容才有了被记录的可能。

以纸张为文字主要载体的时代,又可以按照流行的书籍制度划分为两段:大体上,唐以前的书籍以卷轴形式为主(可参考中国传统字画的收纳方式);宋以后的书籍以册页形式为主(可参考线装书,另外我们今天大部分书籍其实都是册页)。册页取代卷轴,跟翻检的便利性等因素有关。

答主下文所要说的“待办”,基本都是以册页时代的纸张为载体的,“册”这个字本身,也会经常出现。

“冊”(册)这个字的字型就像用绳子把两个或几个片片串起来,因此在简牍时代,一个单片竹简称为一简,几片简用绳子串起来就成为一“册”书籍;而在册页时代,一张纸称为一页或一叶,几张纸用胶粘或者用线订起来也成为一“册”书籍。我们今天还在使用“一册书”这种说法。

而开本比较小的书或者笔记本,我们往往叫“小册子”;开本比较小而经常放在手头备查备用的书,我们就称之为“手册”。下文提到的很多“待办”的例子,都是写在小册子上,乃至把这本小册子变成自己的“待办手册”的。

 

当然,除了小册子以外,纸制的便条、便签也可以作为“待办”的载体。

唐朝著名诗人李贺,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个锦囊,每当想到什么好诗句,就写下来扔进锦囊中。等晚上回家之后,打开锦囊,对这些诗句润色加工,形成诗篇。(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按照答主之前的定义,这些诗句草稿也可称为他的“待办”,而为了携带方便,他这些“待办”应该就是便条的形式。

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曾编过一本《唐百家诗选》,因为这本书没选李杜王白等大家作品,所以很遭非议。当时传说王安石编的时候是自己在各部唐人诗别集里挑出诗来,贴上便签,然后交给手下的小吏去抄写,小吏想偷懒,就把长诗处的便签移到短诗处再抄,王安石也没有仔细核对,因此这本书编得很差。(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不管这传说真实与否,我想都能说明当时存在用便签作为编书时的“待办”的方法。

宋徽宗赵佶任命宰相的时候,亲自将他中意的人名字写进便条(小幅纸),然后折好挂在玉柱斧柄上,让一个小宦官走在前面拿着,等见到翰林学士要正式写任命书的时候才拆开。(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这姑且也可以算是人事上的“待办”吧。

 

在最主流的载体纸张之外,下面这两种东西也比较适合用来做“待办”的载体:

一个是笏。

“笏”是古代大臣上朝时佩带的手板,一开始竹制的比较多,所以从“竹”部。后来也可以用玉和象牙等材料制作。

“笏”上面可以写字(跟竹简上面可以写字的道理一样),既可以用来记录上朝时君王所说的话,也可以用来记录准备向君王汇报的事情(还可以用来砸你的政敌,哈哈),因此很适合作为古代官员的“待办”载体。这种方式,称为“笏记”。

宋初段子最多的武将,著名的党进党太尉,就有跟“笏”有关的故事。据说他某次出征前想要学文官附庸风雅,手下就在他的笏板上写了一段文章让他照着念,但是党进他不认字……字……字……于是到皇帝给他送行的时候,党先生憋了半天,最后说:“俺听说上古的时候民风淳朴,请您好好休息吧。”(宋·释文莹《玉壶清话》)

还有一个跟不认字有关的段子,是说党进不知道自己管着的兵有多少人,手下就把各种数据写在他的手杖上——等皇帝问的时候,党进就把这根杖子举起来给赵匡胤看……看……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杖记”也是一种“待办”的形式吧。

 

还有一个是屏风。

屏风顾名思义就是挡风用的(也可以挡住别人的目光然后在后面做一些羞羞的事情),我们今天还在使用,当然已经主要用来做装饰了。而除了挡风和装饰外,屏风由于十分显眼每天都能看到,也很适合作为“待办”的载体使用。

据传王安石晚年听说政敌司马光将他的得意大作《字说》列为禁书,气得一晚上没睡觉,绕着床转来转去,一边转一边在屏风上写字——等天亮的时候,他们家屏风上多了几百个“司马光”。(宋·曾慥《高斋漫录》)这个例子和待办无关,主要为了说明屏风这种东西在写字上有多大的潜能LOL

王安石家的屏风应该比较大,而小屏风也可以用来记事。宋宁宗身体不好,出门的时候总是让身边的小宦官背着两扇屏风,一扇上面写“少吃酒,怕吐”,另一扇上写“少食生冷,怕痛”。每当后宫妹子拿这两样东西诱惑他的时候,宁宗就把屏风大/法祭出来。(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皇帝这种生物往往是十分注重自我修养的,宋宁宗的健康指南是个特例,一般的皇帝还是习惯在屏风上记一些圣人之言啦、治国方法啦,乃至心灵鸡汤啦之类的东西。一个叫田锡的大臣曾经抄录他心目中的经史子集四部经典,成《御屏风》五卷,献给宋真宗(《宋史·田锡传》)——这个文字量,差不多可以承包真宗生命里所有的屏风了。

 

载体说得差不多了,再来说一说这些“待办”的类型吧。

我们现在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古代对科技没有这么重视,他们更看重“人”在社会(自身、家庭、国家、天下)上的作用。换言之,也可以说古人将“人才”看作第一生产力。

因此人才储备名单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待办”类型,特别是对皇帝和宰相等高级官员来说。

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宰相吕蒙正,在随身携带的夹袋(古代衣服没有口袋,所以要另外一个袋子来装零碎的东西)中放着一本小册子,每当有人拜见他的时候,就向对方打听有什么人才,分门别类记在小册子上,还要将其中好多人推荐的人选特别标出来。每当需要推荐人才的时候,翻阅他的小册子就行了。(《宋名臣言行录》)后来有个俗语,管当权者的亲信叫“夹袋中人物”,就是从吕蒙正这里出来的。

吕蒙正的做法引得很多人模仿,司马光就曾经将他举荐过的人名抄在一本小册子上,还特意在最前面标明“举贤才”。(明·叶盛《水东日记》)当然,这个就不太像“待办”了,看起来更像是“集邮”。也有人模仿得走了样,比如南宋宰相张浚也有一本小册子,谁来拜访他,就当面问清人家的官位、老家等信息写下来,这就很有几分市恩的意思了。(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当然也有人反其意而用之,列了个人才储备黑名单。比如宋仁宗的养母,章献明肃太后刘娥是个心机girl。她曾经十分真诚地向宰相们询问其亲戚朋友的名单,理由是要赏赐,宰相们一时不察就老实汇报了,于是刘姑娘将这些名单画成家谱关系思维导图(不)贴在寝殿墙上,每次任命官员的时候先对着检查,只用不在图里的人XDD(宋·王铚《默记》)

 

除了为国家选人才之外,士大夫秉持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信念,对秋后算账类的“待办”也是十分上心的。

宋初大臣王嗣宗有一本“恩仇簿”,顾名思义是记录对自己有恩的人和自己的仇家。最有趣的是他处理这本“恩仇簿”的方式是“已报者则勾之”(宋·司马光《涑水记闻》),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处理待办事项的方式啦!

据说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每次接见官员,听到对方讲别人的坏话,都会事后让手下的小吏把这件事记下来。等到被说坏话的人犯了事,就把这个翻出来当证据。后来导致都没人敢跟他说这些了_(:з」∠)_(《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九)南宋史学家李焘认为这条记载不可靠,但不管是不是真的,这可以算秋后算账类“待办”的一种。

宋朝名臣张咏治理蜀地的时候,每次听说当地有谁干了什么坏事,都记在一本小册子上。等事发时就按着这个册子去杀人,或者置之于法。后来另一位名臣范镇的爹范文度(当时是张咏的手下),觉得他这么搞太白色恐怖,影响不好。于是老范趁张咏不注意把他的小册子给烧了。幸好老张没有追究,不然也许就没有范长啸公了23333(宋·王铚《默记》)

 

上面说的“待办”,无论是举贤还是苛察,基本都属于“为政”的性质。而除了“为政”之外,“为学”也是当时“待办”的重要类型。

古人治学,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先“登堂”然后“入室”。因此他们十分重视读书治学的计划性,也就为“待办”的流行提供了条件。

南宋教育家郑耕老曾经提出过一种“计字日诵”来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

【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一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减中才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

(宋·吕祖谦《少仪外传》)

后来这种方法讹传成是欧阳修提出的,不管发明者是谁,我觉得这都可以视为一个将大任务(背熟《九经》)切分成小块(每天三百字)作为“待办”的方法。

 

当然儒家经典的难易程度不同,《论语》的三百字和《尚书》的三百字完全不是同样的概念。因此作为读书指导,仅仅是将大任务切开还是不够的,还要掌握先读什么、后读什么——这本身也是“待办”的一种。

南宋大儒朱熹在将“四书”的地位抬到“五经”之上的同时,也给出了详细的“四书”阅读顺序,即: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

这差不多是一个手把手地教人的读书指南了,完全可以作为读“四书”的待办使用。

 

朱先生作为大思想家兼大教育家,经常而且习惯于给别人列求学的“待办”。比如他儿子朱塾不爱学习,朱熹狠不下心管教,就决定把这个小子丢给好友吕祖谦。后来又不放心,写了封长长的备忘录给儿砸寄去,就是著名的《与长子受之》,俗称《朱子训子书》。

这封信里,朱熹教儿子怎么记学习笔记,或者说学习上的“待办”:

【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俟见质问,不得放过。所闻诲语,归安下处思省要切之言,逐日札记。归日要看。见好文字,亦录取归来。】

【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而咨问之,思与之齐然后已。】

然后他还是不放心,连拜师的“待办”都替儿子一条龙地搞了:

【到婺州先讨店。权歇泊定,即盥栉具剌,去见吕正字。初见便禀:“某以大人之命,远来亲依先生讲席下,礼合展拜。傥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如未受,即再致恳云:“未蒙纳拜,不胜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赐容纳。况某于门下,自先祖以来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问寒暄毕,又进言:“某晚学小生,允闻先生德义道学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胜慰幸。”坐定茶毕,再起叙:“晚学无知,大人遣来从学之意。窃闻先生至诚乐育,愿赐开允。使某早晚亲炙,不胜幸甚。”又云:“来时大人拜意,有书投纳。”即出书投之。又进说:“大人再令拜禀,恨以地远。不得瞻拜。郎中公凡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献,令参拜之。初未敢遽请,容来日再诣门下。令弟宣教大人,亦有书,并俟来日请见面纳。”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如问他事,即随事应答。如问将来宿食去处,即云:“大人书中已具禀,更听尊者。”)次日将香再去,乃具剌谒其弟。(问看同居有几子弟皆见之,只问门下人可知也。见其兄弟皆拜。)茶罢便起禀:“某昨日禀知,乞诣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诣灵筵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讫。】

我都想替吕祖谦问他句你累不累……可怜天下父母心(。

 

将朱熹和他的后学如真德秀等人读书方法搞到极致的,是元人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可谓是中国古代私塾教学计划的集大成者。

这本书大体的格式是这样的:

【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程逢原增广者)……自八岁入学之后,读小学书正文……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次读《易》正文……次读《书》正文。次读《诗》正文。次读《仪礼》并《礼记》正文。次读《周礼》正文。次读《春秋经》并《三传》正文。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向志……《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钞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钞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读本经……《四书》、本经既明之后,自此日看史……看《通鉴》,及参《纲目》……次读韩文……次读《楚辞》。《通鉴》、韩文、《楚辞》既读之后,约才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学作文。】

已过了二十一二然远没有读完这些书的人顿感膝盖一痛。

扯回来,这本书可以视为“为学”类的终极“待办”啦。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待办”呢?

当然是有的,比如八卦类的“待办”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

从前有个宋朝人,无比热爱八卦。每次接待客人的时候都要把小册子掏出来,问一问“最近你听说了什么大新闻”——其实到这里都没什么,问题是:

别人记八卦都是等客人走了偷偷地记,而他是当着人面就开始写。

别人记八卦的来源都是知名不具类,而他是一笔一划把这件事是谁告诉他的记得清清楚楚。

客人爆了大料。客人看他这么做很惶恐。客人扑上去说你别这么干了。

……客人打出了GG。

此人义正言辞地表示我这是史官的自我操守,这些都是我来日的史料——我的待办,你们这些鱼唇的凡人休想阻挡本座。

 

不信你们去看看著名小报《涑水记闻》,里面都是这货留下的八卦的痕迹:

【司马公对宾客,无问贤愚少长,悉以疑事问之,有可取即随手抄录。有草簿数册,对客即书,且记所言之人,凡十年作一。故当时谚曰:……今事勿告君实。】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

日常黑你温1/1达成。

以上。

2016-10-03历史同人
评论-5 热度-87

评论(5)

热度(87)

©北邙山下尘 / Powered by LOFTER